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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文化素質教育類課程，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課程性質的定位，它直接關系到教材的設計、理念的貫穿、教法的特色等重要問題，不能不靜心思考。
目前，清華大學文化素質選修課的承擔者，大體是文史哲以及藝術類學科的教師，而聽課的學生則是以理工科學生為主，因而，普遍存在這樣一種認識：文化素質課的主要目的在于彌補理工科學生文科知識的不足，提高他們的藝術修養。按照這種理解，問題就變得非常簡單，只要將文、史、哲等系的基礎課變成理工科學生的必修課或者選修課即可，但如此一來，“文化素質教育課”一詞就沒有了特定的涵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人格完善的科學人才，它包含兩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學生的精神層面，包括人格修養、精神境界、文化自覺、社會責任等等；二是學生的專業技能，是學生改造社會、造福人類的手段。文化素質課雖有完善學生知識結構的任務，但落腳點卻是在提升學生的精神境界上；這是專業課所不能替代，或者說不能完全替代的。在較長的一個時期之內，我國教育界為應試教育所左右，造成了人才培養的種種偏頗和缺失。文化素質教育正是為了糾正這一弊端而提出來的，它標志著我國教學理念正在實現從單純的專業教育向素質教育或全人教育的的重大轉變。
在古希臘的人文傳統中，知識與人格不可分離，蘇格拉底認為“德性就是知識”（參閱胡顯章《明確辦學理念，轉變教育思想，深化高校文化素質教育》，載《走出“半人時代”——兩岸三地學者談通識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第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這種認識也為當今國際教育界所繼承，1998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全世界第一屆高等教育大會”發表宣言，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高素質的畢業生和負責任的公民。香港中文大學鄭漢文教授提出“品質為教育之本”的觀點，認為大學教育的終極目標，乃是培養具備優秀品質的人才。
基于上述認識，我為全校本科生開設了“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這門課程。我認為，這門課最大的優長在于可以從“知”和“行”兩個方面展開，讓學生同時受益。
眾所周知，由于“文革”錯誤地將文明禮貌當作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一概否定，造成了文化傳承的中衰和社會交往的嚴重失范，國民素質普遍下降。北京號稱全國的“首善之區”，而各大商場的服務員連“對不起”、“謝謝”、“沒關系”、“您請”等十個字的禮貌用語都說不好。由于多年批判“師道尊嚴”，師生之間幾乎沒有禮節，校園里失禮現象觸目皆是，學生不知如何尊師敬長，不懂得禮讓謙退：上課遲到者，旁若無人、大搖大擺地走進教室；與人談話時，嘴里嚼著口香糖；有的騎自行車在校園內橫沖直撞，甚至撞到了老師也不道歉。整個社會也是如此，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國民腰纏萬貫、出國旅游者甚眾，但由于缺乏應有的文化素養，舉止粗俗，形象不佳，據報載，去年9月1日，歐盟整體對華開放旅游以后，蜂擁而至的中國游客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講衛生，不愛護環境，損壞公物，已成為當地社會“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 (www.rszh.net)
隨著對外交流的增多，許多學生意識到自身修養的欠缺，有一位接待過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學生的同學告訴我，新竹清華的同學言談舉止都彬彬有禮，彼此之間都非常和諧親切，洋溢著東方學子的文化底蘊和儒雅之風，這令他非常羨慕，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人，但不知到哪里去學。類似的感慨，在當今的學生中相當普遍。
糾正國民的不文明現象，引導大眾走向文明，我們有著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我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有完整的理論形態，禮樂文明是東方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指出，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里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禮”。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傳統禮儀文化正可以成為我們建設精神文明的重要借鑒。
中國古代禮學不僅有精深的理論和博大的體系，而且有鮮明的踐履性，即實踐的特點，《呂氏春秋?孝行覽》說：“禮者，履此者也。”在傳統的禮學中，道德、道理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隨處可以體現的，而禮正是道德在行為上的體現。學習禮儀規范，長期堅持實踐，身體力行，可以使道德意識內化，反過來促進內心德性的培養。
學習和了解古代禮儀文明，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取得傳統文化知識方面的制高點，深刻認識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而且可以幫助學生克服讀書與做人“兩張皮”的問題，將知識與品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深入學習禮儀文化的過程中，去體驗和踐行禮學的真諦，不斷規范自己的行為，讓“行”與“知”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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